楚辞也成为什么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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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楚辞是什么？其中写了什么

　　详细解释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形式，亦作“楚词”。作品运用楚地（现在湖南，湖北，安徽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楚辞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变化、辞藻华美、对偶工巧，以大量“兮 ”字作衬字。战国 楚屈原 吸收其营养，创作出《离骚》等巨制鸿篇，后人仿效，名篇继出，成为一种有特点的文学作品，通称楚 辞。西汉 刘向编辑成《楚辞》集，东汉 王逸又有所增益，分章加注成《楚辞章句》。 唐孟浩然《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诗：“腊响惊云梦，渔歌激楚 辞。”《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楚 词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宋 魏庆之《诗人玉屑·诗体上》：“有楚 辞，屈 宋以下，效 楚辞体者，皆谓之 楚辞。” 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中》：“楚 辞者，楚 人之辞也。虽‘凤兮’‘沧浪’，已载前籍，而《骚》尤深远，其辞若跌宕怪神，其思则缱绻恻怛，故能义兼《风》《雅》，体先词赋，於是楚 辞代《诗》而兴，蔚然成家矣。”
基本定义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共373句，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楚辞》为什么叫《楚辞》

　　《楚辞》，是一部收录中国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诗集，是仅次于《诗经》的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与《诗经》一样成为之后两千多年内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源头。
它是在战国时代由楚国诗人屈原等人[1]，吸收南方民歌、上古神话、传说精华，融合《诗经》南下的影响，创造出的一种韵文。“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
楚辞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也开启了中国诗史上的第二个春天。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根据需要而任意扩充，这样的特点，容纳而且催生了更精彩细腻的艺术技巧，诸如比喻、象征、托物起兴等表达手法，都得到更大的发展。形式上的活泼多样使楚辞更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
楚国踞南，蛮夷之国；文化来源，与周同受殷商影响。楚庄王时，楚国势力急张，以北进取；南北文化，水乳交融，中原高度的思想文化大大地为楚国吸收。到了战国时代，南北文化之汇更显，《诗经》移植于南方足可证。当时楚国君臣上下，说起话来，诗经朗朗；此等移植，开始之时，多用于外交辞令，后来渗入楚文学，感染文人的思想。关于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3.楚辞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我国战国时代末期，在江汉流域的楚国，出现了一种瑰奇雄伟、深沉真挚、悲壮奔放的崭新诗歌，这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楚辞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浓厚的地方色彩。它被称为“楚辞”，就是因为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屈原以后，在楚国和汉代都有一些人用“楚辞”这种诗体来进行创作。大约到了西汉末年，许多“楚辞”作品就被编为一部总集。但是无论作为文体或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一词永远是与屈原的名字分不开的。
 楚辞连同它最伟大的作者屈原之所以产生于楚国，并非偶然，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楚国建立于西周初期，当时“辟（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经过楚国人民的长期奋斗，到了春秋时期，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史记·货殖列传》），“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一年》），得以纵横于江汉流域。春秋晚期，楚国就有了中原地区很少见的冶铁业，近年在河南淅川县发掘的楚墓中，发现了一支玉柄铁匕首，更说明楚国冶铁业的进步。经济的高度发展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应该记住，远不是一切‘上层建筑’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发生联系只是间接的”（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因素”》）。楚国发达的经济，只是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某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生根于传统文化，并受着社会、时代的制约。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
 首先，发达而又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着伟大的诗人，它是楚辞产生的土壤。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在原始时代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当中原地区的正统经典把古代遗留下来的美丽神话一概加以“历史化”时，地处南方的楚国仍然存在着许多瑰丽的神话；《汉书》就说，“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这样的风俗，在神话传说的保存和流传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辞《九歌》是经屈原加工过的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其中就可以看出楚地的风俗是如何富有神话的意味和色彩。在《离骚》、《天问》、《招魂》等诗篇中，神话素材经过屈原的精心结撰，都产生了极大的艺术魅力。同时，神话传说扩大了诗人驰骋想象的空间，丰富了屈原创作的内容，为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道路。
 楚国山川佳丽，物产丰富，楚国人民，特别爱好音乐舞蹈；而巫风的盛行，更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也说明，楚国人民比中原列国人民更为能歌善舞。这也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王国维就认为《九歌》是后世戏剧的萌芽；闻一多更改写《九歌》为歌舞剧。同时，自然风光不仅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丰富了诗人的想象，而且还提供了诗人借以抒情的素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确实是屈原得天独厚的地方。
 其次，中原地区传统的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与屈原和楚辞的产生也有密切关系。《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多方面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手法上，它大量运用比、兴，获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诗经》给楚辞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楚辞中的比兴手法和面向现实的精神，显然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国、积极奔波，在统治者中寻找“知音”；而列国君主也愿意倾听他们的游说之辞。这一时代特色，使士所写的说理散文，词章宏丽，感情激越，富有说服力。为了更有说服力，这些散文也大量运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为曲折、生动。百家争鸣及其相应的散文发展，也给屈原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鲜明的反映。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对屈原来说，象《诗经》那种简单的文体和质朴的语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达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国民歌为基础，并提炼诸子散文的语言融入诗歌，开创了楚辞这一崭新的形式，在诗坛上开辟了一代新风。
 中国古代著名文艺批评家刘勰说得好：“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而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诗人，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与他本身的主观努力分不开。
 屈原（约公元前３４０年——前２７８年①），名平，秭归（今湖北秭归）人，他相信自己有很好的禀赋。相传古帝颛顼高阳氏是楚国的祖先，而屈原的家族正属于楚王族的一支。屈原降生的那天，正当太岁逢寅（旧星历学称为摄提格，即《离骚》所说的“摄提”）的那年正月庚寅，年月日都符合“人生于寅”的观念，他父亲便给他取名为“平”，字叫“原”，与其生日相配合。平，平正，天的象征；原，广阔而平坦的地形，指大地。这样，屈原的名、字与生辰就包含了天地人三者统一的意义。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看来，当然是幸运而又值得骄傲的事。但屈原并没有沉醉于这种幸运之中，他知道：“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抽思》），所以，他十分珍惜光阴，努力自修：“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离骚》）。坚持不懈地追求高洁的品格：“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桔颂》）。坚定执着地追求真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
 屈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古代的兴衰治乱进行了研究，屈原作品中常常称说古代圣君贤臣成功的事迹和暴君奸人失败的教训，而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北方的史事和神话。《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当然是他辛勤努力的结果。
 屈原热爱祖国、同情人民，他不仅忠于国家，而且对楚国的乡土山川、风物人情都有无比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历史渊源，并且与楚国人民是相通的。楚民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它曾参与周武王伐纣的战争而受到周成王的封爵。但在后来，楚国却长期受到中原列国的歧视和敌视，被看作“披发左衽”的异族，被诬称为“荆蛮”。这就促成了楚国人民有比较强烈的国家观念和乡土感情，有一种自立向上的精神。生长在这块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土地上的屈原，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历史发展到战国时代，出现了“大一统”的趋势，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要求。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是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必然过程。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富兵强，朝着平灭诸侯，统一全国的“帝王之业”的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但是，“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战国策·燕策二》），在兼并过程中相当残暴，如秦赵长平之役，秦将白起竟把赵国战俘四十余万全部活埋。充满掠夺性和破坏性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战国策·秦策四》）。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衷心希望楚国强大起来，要求楚王仿效尧、舜、禹、汤等圣君贤王修明法度、举贤受能；他以古代著名的贤臣良佐皋陶、伊尹等人为榜样，想依靠楚国的力量，用德政的方式统一整个中国。
 屈原有如此伟大的人格、渊博的知识、非凡的才能、崇高的政治理想，所以，才由屈原的手创造了璀璨绚丽的诗篇，屈原才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韩愈《送孟东野序》），这正是“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道理。
 然而，上述种种对一个伟大诗人的产生、一个划时代的文学的开创固然缺一不可，而所谓“契机”也必不可少。“某个伟大而坚强的性格，由于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刺激的因素，往往默默无闻”（丹纳《艺术哲学》）。
 这个“机会”，这个“刺激的因素”，就是楚国的动乱、衰败，就是屈原个人的极度不幸。这对楚国人民和屈原个人是非常不幸的，但对于屈原的创作又是不幸中之大幸。
 屈原生活在大动荡的战国后期，诸侯各国面对强秦的威逼，产生了联合抗秦的“合纵”政策，而秦国则千方百计地分化“合纵”，即所谓“连横”。著名纵横家苏秦在当时曾下过结论：“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叙录》）。屈原清醒地认识到“合纵”或“连横”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楚国的存亡。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力主联齐，并几次出使齐国为之奔波。然而，“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战国策·中山策》），以楚怀王为代表的腐朽势力，根深蒂固，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怀沙》）。不仅屈原遭到他们的嫉恨、迫害，而且联齐抗秦的主张也被抛弃。这样，形势必然朝着屈原所预感到而又极不愿出现的方向发展，楚国得罪了盟邦齐国，在与秦的战争中又屡屡失利。这使屈原十分痛苦，但他仍坚信自己的主张，绝对不肯妥协，因而也就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和打击。在楚怀王、顷襄王时竟先后两次被放逐，“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受尽痛苦的煎熬。在流放中，楚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屈原看到了昏庸的怀王竟被骗到秦国以致客死他邦；看到了郢都被秦攻陷。这对热爱楚国、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屈原来说，怎能不悲痛万分？他“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他“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兮而九逝”，他经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终于在悲愤、绝望中，自沉于汨罗江，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报任安书》）。愤怒出诗人，正是由于放逐、亡国等巨大的痛苦，才使屈原“发愤以抒情”（《惜诵》）。
 惊心动魄的现实，使屈原对生活有着更深刻的感受，这正是造就屈原的“刺激因素”；也是产生楚辞的直接原因。从屈原的作品看，除了祭神的《九歌》大约作于他政治失意前外，其余都是他在被放逐后用血泪写成。其中有对祖国的讴歌，对人民的同情；有对楚王的大胆揭露，对佞臣的无情抨击。他驰骋想象抒发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悲壮奔放的感情结晶，也就构成了楚辞的主体。
 屈原的楚辞，标志了战国时代诗歌的艺术成就，并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它一问世，文人们便“惊其文采，竞相仿效”（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但很多人仅仅看到楚辞这新奇的形式，而不知道华丽的文辞只有在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后才能放射光芒。脱胎于楚辞的汉代辞赋，文辞虽华美富丽，铺排渲染，但内容空泛，因此毫无生命力。而楚辞则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内容，成为伟大而不朽的光辉诗篇。

4.楚辞和《楚辞》含义有什么不同

　　《楚辞》和楚辞不同在于：
　　《楚辞》是一部诗歌总集；楚辞是一种诗歌体裁。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
　　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   、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
　　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楚辞是一种诗歌体裁。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以南方民歌为基础，采用楚国方言创作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为“骚体”。
　　扩展资料：
　　楚辞诗歌体裁特色：
　　一、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二、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诸侯争霸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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